一個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中國西北年輕農民，受困于農村傳統(tǒng)觀念、社會飛速變化中的種.種不公，以及自身的自卑心理，懷才不遇、渴望實現(xiàn)自我價值。故事的環(huán)境背景是西北農村，與我生活的環(huán)境有很大差異，然而那種小人物的奮斗故事卻能夠很快抓住我的心，不僅僅是因為它和我喜愛的另一部路遙著名小說《平凡的世界》有幾分相似，更因為它與大多數(shù)讀者(比如說我)的心理體驗相貼近。
沒有人的人生路是筆直、順利的，從小到大，我們的生理與智力都由弱變強，沒有人剛剛降生時就強悍，應對周圍的世界和自我的生活，沒有人有絕對的自信。一句話，我們都以前是弱者，都是經過無數(shù)的努力，才成為此刻的自我。于是，在高加林身上，我們無一例外地看到了自我的影子，我們能夠體會他被人頂替了民辦教師職位后的憤恨，能夠體會有知識有抱負的他，應對自我重新成為農民這一現(xiàn)實時的苦悶，甚至當他獲得巧珍的感情時，作為讀者的我，內心也浸潤著清涼的感動，對加林在不幸中的幸福感同身受。
文學作品的神奇之處在于，它在制造距離的同時，也制造了關聯(lián)性，讓你在別人身上看到了自我，讓你與作品中的人物不自覺地產生“同感”。
小說的上半部分并不十分精彩，卻為下半部的跌宕鋪墊著情節(jié)與情緒的背景。命運的不公與不幸、逆境中的感情、冰冷中的溫暖、不屈不撓的自我奮斗……上半部以加林的自我實現(xiàn)為小結，然而所謂的“自我實現(xiàn)”，卻又來的讓人摸不著頭腦：一個幾十年不見的叔叔轉業(yè)回鄉(xiāng)在縣里任局長，被人輕視的家庭所以而揚眉吐氣，加林也所以被叔叔身邊的溜須拍馬者順理成章地安排了有前途的職業(yè)，擺脫了他的農民身份。
然而，為他高興之余，內心總有些許不安。下半部分故事的發(fā)展一波三折，來到縣城的高加林果然一展他的才能，事業(yè)平步青云，而他也收獲了新的感情。在感情的兩難抉擇中，他衡量的標準不再是內心的感受，而是現(xiàn)實的利益。為了事業(yè)的發(fā)展，為了從縣城到真正的大城市，他用“缺少共同語言”這樣冠冕堂皇的理由欺騙了自我，放下為他付出一切的淳樸的農家女巧珍。他成為了另一個人，不再是那個為我所熟悉、同情的小人物高加林，而是一個看不清自我、為眼前利益放下生活原則的迷途青年。
此時，讀者和看著加林長大的德順爺爺一樣悲哀，為了加林的迷失自我而感到惋惜和痛心。
可是，在我們滿以為出賣原則的人將和新歡奔赴幸福新生活，而故事將成為淳樸善良的巧珍孤苦一生的杯具時，作者又借命運之力和所有人開了個玩笑：受傷的小人捅了背后一刀，踢爆了加林借“后門”獲得職位的秘密，剛正不阿的叔叔沒有袒護親屬，春風得意的青年即將再次面臨成為農民的命運。急轉直下的故事進展不僅僅驚得主人公半天回可是神兒，連對他由同情、贊許到憤恨、不齒的讀者，也無法不感到錯愕。
路遙并非故意玩弄情節(jié)，事實上，人生本也如此。有人說，人生無常，然而作者在此就是在探討，無常的人生中，冥冥中亦有定數(shù)。這聽上去像是封建迷信思想，不妨打個比方：
人們常說“足球是圓的”，但這“定律”常常只能局限于一場球賽，偶然因素幾乎能夠主宰比賽、決定最終的勝負，而如果將探討的范圍擴大到一整個賽事，甚至某隊或某國多年的足球事業(yè)發(fā)展，我們看到的就不再是“足球是圓的”，我們看到的是“性格決定命運”，這就是偶然中的必然。就像黃亞萍父親說的，“生活永遠都是公正的”。而用時興的話說，就是“出來混，遲早要還的”。
于是，一切回到原點，加林重新回到農村老家，成為農民，只是他身邊已不再有大小姐黃亞萍那“高雅”的愛，更可悲的是，他把自我最珍貴的寶貝給弄丟了——癡情淳樸的巧珍已嫁做他人婦。
加林就是我們每個人，他和我們一樣，有信念、敢追求，但也有我們都有的弱點。很多人不也和他一樣，為了到達目標，有時甚至出賣原則。德順爺爺對加林愛得深切，由愛而生恨，但恨是以愛為基礎，恨其不堅持，卻并不一棒子打死。因為每個人的人生，都會走彎路，跌倒了敢爬起來，人生還要繼續(xù)。
回過頭來看，巧珍的美是美到極致的。那不僅僅是因為小說中的她是農村遠近聞名的俊女子、身體像白楊樹般苗條，更是因為她的純粹。她愛得純粹，沒有半點虛假，也不摻雜半點個人利益。加林的需要，她總是最懂，就連分手后她對自我婚事的決定，也是為了他——她明白加林仍然在內心中愛著她，為了禁絕他對自我的留戀，讓他勇敢地追尋自我的“幸?！?，她在悲痛中很快地把自我嫁掉了。就像德順爺爺所說，巧珍的心像金子一樣。她雖然斗大的字不識一升，但她勇于追求，更重要的是，她一向堅持自我的生活信念和原則，從未改變。
這個時代的大多數(shù)讀者，依然會被樸實、美麗的巧珍感動，會為她的善良以及為愛甘愿奉獻一切的純真而贊嘆不已，但已經很少有人愿意以她為榜樣，只求付出不問回報了。追求結果而忽略過程，在夢想主義與現(xiàn)實主義原本應有的微妙平衡之間，毫不猶豫地選取后者，這正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最大悲哀。
讀罷路遙成名小說《人生》，感悟良多。
一個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中國西北年輕農民，受困于農村傳統(tǒng)觀念、社會飛速變化中的種.種不公，以及自身的自卑心理，懷才不遇、渴望實現(xiàn)自我價值。故事的環(huán)境背景是西北農村，與我生活的環(huán)境有很大差異，然而那種小人物的奮斗故事卻能夠很快抓住我的心，不僅僅是因為它和我喜愛的另一部路遙著名小說《平凡的世界》有幾分相似，更因為它與大多數(shù)讀者(比如說我)的心理體驗相貼近。
沒有人的人生路是筆直、順利的，從小到大，我們的生理與智力都由弱變強，沒有人剛剛降生時就強悍，應對周圍的世界和自己的生活，沒有人有絕對的自信。一句話，我們都以前是弱者，都是經過無數(shù)的努力，才成為此刻的自己。于是，在高加林身上，我們無一例外地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我們能夠體會他被人頂替了民辦教師職位后的憤恨，能夠體會有知識有抱負的他，應對自己重新成為農民這一現(xiàn)實時的苦悶，甚至當他獲得巧珍的感情時，作為讀者的我，內心也浸潤著清涼的感動，對加林在不幸中的幸福感同身受。
文學作品的神奇之處在于，它在制造距離的同時，也制造了關聯(lián)性，讓你在別人身上看到了自己，讓你與作品中的人物不自覺地產生“同感”。
小說的上半部分并不十分精彩，卻為下半部的跌宕鋪墊著情節(jié)與情緒的背景。命運的不公與不幸、逆境中的感情、冰冷中的溫暖、不屈不撓的自我奮斗……上半部以加林的自我實現(xiàn)為小結，然而所謂的“自我實現(xiàn)”，卻又來的讓人摸不著頭腦：一個幾十年不見的叔叔轉業(yè)回鄉(xiāng)在縣里任局長，被人輕視的家庭因此而揚眉吐氣，加林也因此被叔叔身邊的溜須拍馬者順理成章地安排了有前途的職業(yè)，擺脫了他的農民身份。
然而，為他高興之余，內心總有些許不安。下半部分故事的發(fā)展一波三折，來到縣城的高加林果然一展他的才能，事業(yè)平步青云，而他也收獲了新的感情。在感情的兩難抉擇中，他衡量的標準不再是內心的感受，而是現(xiàn)實的利益。為了事業(yè)的發(fā)展，為了從縣城到真正的大城市，他用“缺少共同語言”這樣冠冕堂皇的理由欺騙了自己，放下為他付出一切的那個為我所熟悉、同情的小人物高加林，而是一個看不清自己、為眼前利益放下生活原則的迷途青年。
此時，讀者和看著加林長大的德順爺爺一樣悲哀，為了加林的迷失自我而感到惋惜和痛心。
但是，在我們滿以為出賣原則的人將和新歡奔赴幸福新生活，而故事將成為淳樸善良的巧珍孤苦一生的杯具時，作者又借命運之力和所有人開了個玩笑：受傷的小人捅了背后一刀，踢爆了加林借“后門”獲得職位的秘密，剛正不阿的叔叔沒有袒護親屬，春風得意的青年即將再次面臨成為農民的命運。急轉直下的故事進展不僅僅驚得主人公半天回但是神兒，連對他由同情、贊許到憤恨、不齒的讀者，也無法不感到錯愕。
路遙并非故意玩弄情節(jié)，事實上，人生本也如此。有人說，人生無常，然而作者在此就是在探討，無常的人生中，冥冥中亦有定數(shù)。這聽上去像是封建迷信思想，不妨打個比方：
人們常說“足球是圓的”，但這“定律”常常只能局限于一場球賽，偶然因素幾乎能夠主宰比賽、決定最終的勝負，而如果將探討的范圍擴大到一整個賽事，甚至某隊或某國多年的足球事業(yè)發(fā)展，我們看到的就不再是“足球是圓的”，我們看到的是“性格決定命運”，這就是偶然中的必然。就像黃亞萍父親說的，“生活永遠都是公正的”。而用時興的話說，就是“出來混，遲早要還的”。
于是，一切回到原點，加林重新回到農村老家，成為農民，只是他身邊已不再有大小姐黃亞萍那“高雅”的愛，更可悲的是，他把自己最珍貴的寶貝給弄丟了——癡情淳樸的巧珍已嫁做他人婦。
加林就是我們每個人，他和我們一樣，有信念、敢追求，但也有我們都有的弱點。很多人不也和他一樣，為了到達目標，有時甚至出賣原則。德順爺爺對加林愛得深切，由愛而生恨，但恨是以愛為基礎，恨其不堅持，卻并不一棒子打死。因為每個人的人生，都會走彎路，跌倒了敢爬起來，人生還要繼續(xù)。
回過頭來看，巧珍的美是美到極致的。那不僅僅是因為小說中的她是農村遠近聞名的俊女子、身體像白楊樹般苗條，更是因為她的純粹。她愛得純粹，沒有半點虛假，也不摻雜半點個人利益。加林的需要，她總是最懂，就連分手后她對自己婚事的決定，也是為了他——她明白加林仍然在內心中愛著她，為了禁絕他對自己的留戀，讓他勇敢地追尋自己的“幸福”，她在悲痛中很快地把自己嫁掉了。就像德順爺爺所說，巧珍的心像金子一樣。她雖然斗大的字不識一升，但她勇于追求，更重要的是，她一向堅持自己的生活信念和原則，從未改變。
這個時代的大多數(shù)讀者，依然會被樸實、美麗的巧珍感動，會為她的善良以及為愛甘愿奉獻一切的純真而贊嘆不已，但已經很少有人愿意以她為榜樣，只求付出不問回報了。追求結果而忽略過程，在理想主義與現(xiàn)實主義原本應有的微妙平衡之間，毫不猶豫地選取后者，這正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最大悲哀。